议程设置是什么意思（新传名词解释：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的思想雏形，

最早见于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的《舆论》一书，

1968年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教堂山镇从事美国总统大选研究，

通过定量的方法确证了议程设置的存在，

并于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论文中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

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

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

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

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

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议程设置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

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

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

【考点梳理】

议程设置的第一层

1.基本概念

2.理论源流

3.提出过程与进一步证明

4.意义

议程设置的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

1.基本内涵

2.与框架效果的异同

议程设置的第三层“网络议程设置”

1.提出背景

2.主张

3.研究方法

4.理论贡献

数字时代的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的第一层

196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传播学者马克斯维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当年美国大选前夕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受众调查，发现选民对包括外交、经济、社会福利等议题的关注程度与他们所接触的媒体对这些议题的相关度高度相关，即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这项研究是在教堂山小镇进行的，因此成为传播学史上著名的“教堂山研究”（Chapel Hill Study），它被公认是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

议程设置理论主张，大众媒体报道量越大的问题（issue）,越容易被公众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议程（agenda）是指在某一时间点，按照重要性等级进行传播的一系列问题。议程中某个问题的相对重要程度，被称为问题的显著性（salience），议程设置过程描述了某个问题由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递过程。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在此之前不少学者都讨论过「现实世界」和「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想象」之间的差异问题。

1922年，李普曼在《民意》的开篇就提出了外部世界、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与“拟态环境”的关系的问题。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媒体具有地位赋予功能，这一功能就已经蕴含了议程设置的萌芽。

1963年，美国学者科恩在谈到大众传播的影响时形象地说:“新闻媒体远不止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提供者。很多时候，它可能并不能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是在成功地告诉他的读者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方面极为出色。”

可见议程设置所提到的思想并不新颖，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传播研究的里程碑，在于把一个抽象的哲学观念，转换成为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加以验证的操作性命题。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和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被转化为媒体对不同问题的报道数量的排序，以及受众对国家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排序这两个定序变量。只要用统计方法证明和计算这两个定序变量的相关度就可以证明李普曼的命题。

（1）相关论证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在教堂山所做的第一个议程设置研究，发现当地的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相关性指数竟然高达0.97。1972年，这个研究的报告以《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为题刊登在《舆论季刊》上，标志着这个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正式形成。

虽然议程设置理论用简洁的方法证明了一个古老的观念，但是从研究数据和结论的关系来看，教堂山研究带有简单化的倾向，因为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高度相关并不能说明是媒体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也有可能相反或是二者同时受的第三个变量的影响。

（2）因果论证

1972年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宣传中，麦库姆斯和肖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市（Charlotte）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对两个时间点的纵贯研究证明了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确定两个变量出现的时间，进行前后交叉相关比较（cross-lagged correlation comparison），将6月份的选民议程与10月份的报纸议程的相关性进行比较。发现，先出现的6月的报纸议程与后出现的10月选民议程之间的相关性更大，从而证明是媒体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

（3）现实指标

1973年，冯克豪瑟考察了一个历时十年的真实而长期的议程变化过程，并加入了现实世界指标讨论现实、大众媒体、公众三方的关系。

他发表了越战议程与公众对越战关注度的研究，以美国在越南的派兵人数作为现实世界指标，研究了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说明媒体设置了公众议程，现实并不是影响公众注意力的必要条件。

首先，该效果理论一改关注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传统，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大众媒体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上，研究人们“想什么”而非“怎么想”。

其次，该理论关注的是整个信息环境对公众的影响，而不是某条信息的微观影响。

再次，议程设置研究提出，大众传播对于公众的环境认知具有强大影响，颠覆了1940年进行的“伊利县研究”（Erie County Study）以来形成的“有限效果论”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媒介的“强大效果论”获得了复兴。

最后，议程设置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媒体、公众意见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议程设置过程是事件的推动者们为了获得媒介工作者、公众和政治精英而不断进行的竞争。

议程设置的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传递的是对象的显著性（salience of objects）,第二层传递的是属性的显著性（salience of attributes），因此第二层议程设置也被成为“属性议程设置”。

从1972年出版的《美国政治议题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一书开始，麦库姆斯等人开始关注大众媒体对议题属性（attribute）所造成的影响。一个具体问题具有多个属性或特征，在某一则新闻中，不同的属性一起构成了重要性的排列等级，比如一则新闻写进哪些内容省略哪些内容、强调那些细节弱化哪些细节、支持或是反对某种做法等。这些属性依附在对象议程上，共同传递到公众那里，从而影响公众对某一事件的认知。

麦库姆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属性议程不仅可以影响受众对议程某一特征的重视程度，还会反过来影响对象议程的显著程度，也即议程设置的第二层会影响议程设置的第一层，麦库姆斯将这一效果称为“引人注目的论据”（compelling arguments）。

媒体对某一个议程的框架构造，影响了受众对该议程的想象。这一过程正好和新闻框架效果(framing)殊途同归。在新闻传播中，框架概念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媒体工作者通过选择、突出、排除、提供细节等方式报道某个问题，它强调的是新闻生产过程；二是新闻生产过程产生的结果，比如新闻涉及的话题、编辑中的篇幅和位置、正面负面情感属性等。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认为框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比属性议程设置更加丰富。框架除了表现在具体细节之外，还是一种格式塔（整体的感觉），比如感情倾向、风格、语气等，超过属性简单相加的结果。

此外，框架研究包含的内容也涉及新闻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结果的全过程。艾英戈等人对框架与归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不局限于属性与程设置的例子。比如故事框架（episodic)容易导致受众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报道的具体个人，而主题式框架（thematic）则导致他们归因为国家领导人或社会。

议程设置的第三层：网络议程设置

注：网络议程设置（NAS）不等于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在前互联网时代，议程设置理论所代表的大众传播的强大效果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主导地位。但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写了大众传播的图景，互联网具有信息生产众包化、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消费碎片化的特点，使得信息的流动和获取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线性模式向网状模式转变。在这样的语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变对经典传播理论产生了冲击，大众传媒对公众所产生的强大影响也受到质疑。

此外，对于人类认知结构认识的变化也冲击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与第二层都是建立在“人类线性的认知结构”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结构并非线性，而是近似于网状结构（networked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不同节点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认知图谱。由于议程设置理论核心是分析媒体议程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因此对人类认知结构的不同认识也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或称NAS理论，Networked agenda setting）认为，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议题或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而且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连接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

借鉴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对“共现矩阵”进行相关性分析：

①确定研究要素（客体或属性）；

②分别构建媒体议程和受众议程的共现矩阵；

③分析两个共现矩阵的相关性（QAP）；

④分析两个议程网络的因果关系（MR-QAP）；

⑤网络可视化。

①推进议程设置这一经典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不断演进，为传统议程设置走出内卷化漩涡提供可能。

②推动“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在未来传播学研究的应用，帮助应对新媒体环境对经典传播理论的挑战。

数字时代的议程设置

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少数大众媒体几乎垄断着社会信息流动，也是议程设置的绝对主体，而在新媒体赋能之下，专业媒体的壁垒被打破，媒介的概念逐渐泛化，多元主体开始参与议题竞争中来。与此同时，信息的时效性也在不断升级，一个信源所发布的消息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媒介间的议程设置更为明显。

传统媒体主导社会舆论的时代，整个新闻界弥漫着精英主义的气息，自恃有“第四权力”的记者和编辑决定着什么是重要的新闻。而今，推特、脸谱、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来源，它们的出现让这种权力结构开始逐步松动。多元资本的角逐下，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中充斥着民粹主义、假新闻和“另类事实”，社交媒体开始取代传统媒体掌握议程设置的权力。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移动化和碎片化阅读逐渐取代纸质新闻时代的深度阅读，议题的某一方面/属性经常被拿来放大，借以提升议题本身的显著性，也即议程设置第二层对第一层的影响，所谓的“震惊体”和“标题党”正是这种“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的体现。

新媒体消息丰富、渠道广泛、信息量庞大，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消息大部分仍来自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多年的专业资本和信息资源的累积在转型中被继承下来，并借此重新回到议程设置主导权的争夺中，例如人民日报、澎湃新闻等都是借由自身的深厚底蕴，不断拓展新媒体平台，延续了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

除了议程设置本身相关的理论和发展脉络之外，诸如“议程建构”、“议程融合”、“导向需求”等延伸知识点也应给予充分重视，以应对经典理论考察精细化的趋势。